新中国成立前，农村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区、乡、村（后为公社、大队）除管理一般行政事务外，农业生产管理均属工作重点。1983年7月，坛丘乡体制改革后，农业公司成立，在农业技术、植物保护及水利等方面加强领导。

新中国成立初至互助组时期，农作物种植品种及种植面积均自行安排。农业合作社成立后，由乡政府安排任务，各农业合作社按乡政府计划执行，且实行生产检查、汇报和总结交流制度。人民公社化后，公社根据县布置的农业生产计划，将一年的农作品种、种植面积、产量指标及茬口安排等计划分配到大队，大队再落实到各生产队执行。

1964年秋收秋种前起，公社、大队向各生产队下达下年度的双季稻、三麦、油菜等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指标（称“一年早知道”）。生产队根据指标制订茬口布局、产量指标、生产措施等实施方案，纳入公社计划中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强调政治挂帅，生产管理一度混乱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恢复制订“一年早知道”。1980年后，对农作物布局仍有统一规定，同时实行“五定一奖”（定人、定田、定工、定值、定产和奖赔）责任制。

1983年起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各承包农户按照上级的计划和要求自行安排农副业生产。1994年后，农村出现新的生产组形式，即农业承包大户，由农业大户按上级要求安排农副业生产。1999年末，全镇有种粮大户54户，承包农田面积4180亩，占责任田总面积的35%。